【研究与观察】2014年中国公益，你所看不到的美丽！
Post by 2015-01-19
一、引言
时针已经绕完了2014年的最后一圈，2015年呼啸而来。在这一岁末年初的时候，应该对2014年公益行业的情况做一个全面盘点。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公益行业发生了很多的大事，有好有坏，但最终都汇聚起来，却形成一股合力——“公益行业的市场化转型”。
2014年4月份，公益行业的老大哥徐永光老师抛出了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公益市场化刍议》。此文字字珠玑，尤其是下面几句话，读起来尤为令人振聋发聩：“公益市场化旨在恢复市场在公益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这是中国公益变革的根本出路，乃人心所向。当下中国所有优秀草根组织成功的理由，都可以从市场化中找到依据;所有改革转型中尝到甜头的‘官办’慈善组织，无一不是遵循了市场化的规则;反之，如果继续固守行政化阵地，企图借助权力来维持对慈善资源的垄断，终究会被市场淘汰。”
虽然公益市场化已经不是一个新概念，但在此之前，社会经济并不如现在这样发达，政府也没有提出社会治理的新理念，因此，也就并不存在适合“公益市场化”这一概念生存的土壤。
但是，现在情况大不相同。2012年底，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经济登上了一个新的层次，政府的社会治理理念也出现了巨大的转变。在这个关键时点，我国的公益行业已经具备了转型的全部条件，全面市场化的新趋势呼之欲出。所以，在2014年里，在很多大事件的背后，市场化的影子若隐若现。
二、政府立法的新方向
年初，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表示，目前政府正在推动慈善立法，包括起草全国性的慈善法，以及重新修订三大条例。其中，李部长重点谈到，目前社会普遍认为公益组织透明度较低，社会公众参与度不足。外加上社会监督机制不健全等因素，导致社会对公益组织的认可度不高。所以，目前政府正在研究和推动慈善立法。
与此相呼应的是，全国人大也积极组织人力，包括组建了《慈善法》起草专家组，向全国各地派出人马，开展全国范围的调研，为《慈善法》搜集意见等。笔者也有幸参加了其中一次讨论，就募捐规则提供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上述迹象表明，中央政府层面已经明确认识到既有的公益管理体系已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在行政效能方面也有所走低，因此需要通过改革来改变现有状况。比如，要提升公益活动的社会参与度，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加强公益组织透明度等。
中央的这些做法表明了一个态度，那就是公益组织不能只是埋头干事，还需要迎合社会公众的现实需求。或者，更为准确的说，那就是公益组织要满足市场的需求，要根据市场的需求来调整自身的治理模式和运营方式。市场要求你变得更为透明，你就必须变得透明，否则你就只有出局。
上述转变意义重大。其说明我国政府已经注意到，公益组织不能只盯着自己看，还必须兼顾社会需求。正是基于这一逻辑，政府才准备出台相关规定，逼着公益组织转变。
从以自我为导向，转变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这个过程固然艰难，意义却十分重大。在未来，也希望我国政府能够一直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与中央的政策动向相呼应，目前依旧难产的《深圳经济特区慈善事业促进条例》也秉承了上述观念。这部条例中引进了很多先进的理念和规则，是国内地方慈善立法中的翘楚。笔者也参加了这部条例起草和修订过程的多次讨论，而且据我所知，这部条例是全国性慈善法立法的重要参考对象之一。
三、对传统慈善的现实拷问
这边是政府大规模的立法改革，那边却是社会对现有慈善的彻底放弃。这说明我国的传统慈善真的已经走到尽头了。2014年7月16日，@SOHO中国称，公司董事长潘石屹及CEO张欣夫妇，与哈佛大学签订了金额为1500万美元的“SOHO中国助学金”协议。很快，此举遭到大批网友质疑，至28日，微博讨论量已达20万条。
网友们普遍的意见是，潘老板把“搜刮”来的中国老百姓的钱交给了美国人，分明是为了给自己的儿子“铺路”。藉着这件事情，张磊、钟馨稼的旧闻也被扯进来炒作了一番。张磊是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建人。2010年，它向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捐赠888万美元。钟馨稼是中国温斯顿电池制造有限公司的创办人。2011年，他向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捐赠1000万美元。此外，张磊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毕业生、耶鲁大学硕士生，却声称他捐助耶鲁的原因在于“耶鲁帮助中国的历史已有100多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种互助的关系是单向的，所以我极想改变这一点”。而且，“耶鲁管理学院改变了我的一生”。
这事还没消停几天，10月份，香港恒隆地产的陈启宗家族就来了一个更大的手笔，给哈佛捐了3.5亿美元。并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陈老板还吐槽，之前给国内的高校基金会捐赠，宛如自己找罪受，不如直接捐给外国大学来的省事省力。
对于这样赤裸裸的“不爱国”的行为，众多有着强力“爱国心”的网友们自然是要吐槽一番的。只是，就我看来，这几位大老板倒不是不爱国，而是我国的公益行业的确是“槽点满满”，让人累感不爱。所以，众多想干点正经事的老板们只能舍近求远，跑去资助外国公益事业了。
在脸被打得啪啪响的时候，除了捂着脸痛苦之外，我国的公益组织是否也应该静下来反思一下自己的运作模式呢?传统慈善已经走到尽头，未来路在何方?其实一切不言自明，不市场，毋宁死!
在2014年，还有几件事与此相辉映。7月，海南一阵台风刮出了各种奇闻。首先，在救灾过程中，红十字会给急切等待救灾物资的灾民们送去了几千条棉被和夹克衫。很快这件事就成为了网友们欢乐恶搞的新对象。“三伏天送棉被”，各种“哈哈哈”。红会君，您能更有创意点不?
这件事还没消停，另一件奇闻立刻迎头赶上：政府给灾民发的面包竟然是发霉的。这件事一经爆出，立刻引发了舆论旋风。并且，这件事还被联系到了早些时候的四川发霉物资问题：2014年4月，四川绵阳市三台县新生镇德光办事处在清理院内杂物时发现大量霉烂的5·12地震救灾物资。
上述这三件事合起来，成为人们质疑政府主导下的传统慈善运作方式的有力证据。人们纷纷认为，传统慈善的过度行政化的运作模式，导致它不接地气，不能及时迎合社会的现实需求。“只唯上，不唯实”是它最重要的特征。这种慈善运作模式的路已经越走越窄，早晚要被抛入历史的故纸堆里。
四、老牌机构的艰难转型
面对传统慈善效能降低的问题，老牌机构中个别头脑清醒的已经动起来了。它们积极探索，争取在大限来临之前闯出一条生路。
且不说已经动起来很多年的扶贫基金会，仅看近一两年才有所动作的其他基金会。2014年3月19日，中华儿慈会携手国内多家基金会和平台机构，联合召开联合劝募研讨会。由此，儿慈会也高调进军联合劝募领域，拉上众多公益小兄弟，准备大干一场。作为儿慈会的顾问，笔者也去现场站了一会儿台。我坚信，只要儿慈会沿着市场化这条道路走下去，未来绝对是一片光明。
无独有偶，2014年，全国各地，包括扶贫基金会、青基会等老牌机构在内，都上马或继续搞一种新类型的筹款项目——马拉松跑步筹款。且不论这种筹款方式的实际效果如何，其至少表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组织都在积极创新，希望从既有格局中闯出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当然，硬币并非只有一面。这头是众多老牌机构探索新道路，另一头却是个别机构深陷泥沼，挣扎着想爬上来，却越陷越深。
2014年8月4日，中国公益行业的“大名人”郭美美供述称：“其实我和我身边的亲人、朋友、包括我前男友王某，都不是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我本人也不认识任何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因为自己的虚荣心，犯下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导致红十字会这几年名誉受损这么严重，现在说对不起都不足以来表达我的歉意。”
藉此，红十字会终于洗清了蒙受很多年的不白之冤，重获清白之身。原本，遇到这样的大喜事，换个普通人就应该从头到脚审视一下自己还有什么毛病。如果真的有，那就要立刻尽数矫正，以免再出现什么纰漏。可是，红十字的做法却让人直呼“伤不起”。距离和“郭美美”事件撇清关系不足十五天，8月18日，一个位于北京郊区的仓库——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备灾救灾仓库——一个国家花费上亿元重金打造的备灾救灾仓库，被新闻媒体爆出违规运作。红十字会通过两份“阴阳合同”，利用“以捐代租”的擦边球操作，以每年90万元的价格将此仓库出租给一个名为北京中迅誉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疑似“皮包公司”，后者再以市场价格转租给DHL等物流公司，从中牟利每年可能达到数百万元。
这件事一经爆出，立刻引发舆论旋风，成为粉碎红十字会刚刚建立起来的一丁点社会信誉的新力量。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们只能感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希望红十字新上来的徐老大能有一番作为，大力整肃全会，重塑红十字会形象。
五、市场新理念的崛起
2014年10月23日，“禾邻社诉万科”一案尘埃落定。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禾邻社最终胜诉。这个案件被称为“中国公益知识产权保护第一案”，其历史意义十分巨大。笔者以为，其意义不仅在法律层面，更在于对公益事业的重新界定上。
长期以来，我国公益界崇尚免费分享主义，仿佛只要是干公益的，就应该免费的将自己的劳动产出分享给普罗大众。而一旦提到收费这件事，就会被冠上“伪公益”或“借公益谋利”这样的大帽子。
这些观念不仅在公益圈里俯拾即是，在整个社会上也照样呼风唤雨。“做公益的不能喝咖啡”、“边公益边挣钱是不诈骗”、“红会竟然拿捐款投资生利”，各种奇葩观点之后都躲着与“禾邻社案”一样的基本逻辑：公益就是免费的，是完全不能提“钱”这个“肮脏的”字眼的。只要有人在做公益的同时获得一丁点的小回报，无论其真实的投入有多大，都是违背公益精神的，是不道德的。
受这样整体环境的影响，公益就成了没有价值的东西。任何干公益的人的劳动都是没有价值的，谁都可以随便的免费的分享和使用。由此，公益领域就成了一块公地，人人都可以使用其中的资源，却没有人有义务为此付费。长此以往，公地就会变成烂地，缺乏自我生长和更新的能力。这就是经济学中著名的“公地悲剧”。
正是因为身处于这样的环境之中，万科基金会才敢公然打着“推动各地分公司与本地NGO”合作的旗号，无偿使用禾邻社的成果。所以，在我们不断探讨万科侵权行为的同时，还应该反思一下到底是什么在推动“禾邻社案”的出现。这其中的原因绝对不是万科一方法律意识淡漠这么简单。这里面的根源和“做公益的不能喝咖啡”异曲同工!
我国公益行业长期不按照市场运行，对我国公益行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伤害。知识产权的价值得不到承认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项。比这个更为重要的还有：公益组织的脸谱化、公益项目的低效化、从业人员的官僚化、行业层次低端化，等等。
所以，“禾邻社案”作为“中国公益知识产权保护第一案”，是我国公益行业的大喜，也是我国公益行业的大悲。其喜在中国公益行业终于向市场化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开始有人敢于提出“劳动有价”的口号了;其悲在这样一个原本在市场经济上不值一提的小争议竟然也能牵动无数媒体和公众，而且竟然还成了“第一案”。在它之侧，又不知道有多少这个行业中非市场化的惯例和潜规则值得被一一清理和剔除。但是，无论如何，“禾邻社案”标志着中国“公益有偿”新理念的崛起，意义十分重大。
与此相同，借着深圳市第三届慈展会的东风，全国几十家有影响力的商业和公益机构联合发起了一个巨大的联盟——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按照这个联盟的说法：“社会价值投资，是投资领域的社会创新，旨在探索政府、市场、社会三方面跨界合作、协同创新的投资模式。具体而言，是由资本市场中有社会情怀、有远见卓识的投资者，以创造社会价值为使命，从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视角，投资于社会创新型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以及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从而实现商业资本、公益资源、社会创新型企业和产业间的无缝对接。”
这个定义真是又臭又长，简直看不懂。我们来个简单的。按照笔者的理解，所谓社会价值投资，就是让老板们拿钱出来投资公益。但这笔钱不是白投资的，是有一定回报的。这样搞，就能实现可持续的公益，所以也是一种公益的创新模式。
过了没几天，10月31日，深圳市创新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中心又拉上了两家外国机构，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发布了一份“社会影响力投资报告”，提出一个“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概念。
就我看来，社会影响力投资和社会价值投资在内涵和外延方面基本重合，就是一个东西。要不您两家商量一下，给一个统一的概念呗?
不管怎么样，有人提出这类概念是一件好事情。这说明我国公益界已经不再害怕和排斥商业力量了。相反，它们还是欢迎和拥抱商业力量，并希望借助商业力量大力改造公益行业的原始生态。从这件事情里，我看出了中国公益行业的希望，而且，我认为未来商业力量或将成为公益行业中不容小觑的一股核心力量。
六、市场运作新方法
要想搞市场运作，光有新理念是不够的，还要有新方法。那么，新方法在哪里呢?2014年的确出现了不少新方法。
众筹作为一个出现了很多年的概念在2014年成为公益行业的新贵。2014年5月，友成基金会与众筹网推出“新公益”众筹平台，为公益项目提供免费的展示空间，并以“众筹”方式向公众筹资。而在此之前，新浪、腾讯、点名时间等一干网络平台早已打起了公益众筹的牌子。其后，四川成都召开了首届公益社会化筹资研讨会，又一家众筹平台进入市场。第三届慈展会期间，阿里系的“爱你APP”更是抢尽了风头，甚至博得业界老大哥徐永光老师的高度肯定。当然，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能少得了我呢。当时，我也在台上做点评嘉宾!
不管怎么样，上面这些迹象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国的公益行业的运作方式开始出现多样化的趋势了。或者说，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开始大举进入到公益领域。这对于推动中国公益行业的市场化发展当然是极为有利的。
在众筹热度陡增的同时，一场席卷全球的筹款活动却生生的给中国公益募捐业界上了一课。2014年8月，发源于美国的“冰桶挑战”快速进入到中国，旋即吸引了为数众多的各类大佬和社会公众参与其中。其中，既有科技界的当红明星雷军，也有笔者极为喜爱的网络主播“毕游侠”。如此众多的人物参与其中，自然给这场活动以及其所关注的“渐冻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同时，也给发起这一活动的组织带来了相对丰沛的社会捐赠。
但是，在尘埃落地之时，媒体对这一活动的评价却是：“冰桶挑战”倒逼中国慈善。出现这一评价的主要原因是在中国发起这一活动的瓷娃娃面临上海渐冻人协会的质疑，认为瓷娃娃存在多项违规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对于这一事件的原委，笔者无从评价。不过，我认为，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公益组织在筹款创新能力上的欠缺。与其为了一个外国人搞出来的活动争得头破血流，倒不如自己设计一个好的活动，大大方方的募款，岂不是更好?如果中国公益组织的创新能力更强一些的话，或许也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了吧?所以，我国公益行业的筹款能力提升还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工作。作为一名募捐学研究者，笔者深感自己任重而道远。
七、市场化的界限在哪里
说了那么多喜庆的事，最后，我们还要来看几件让人深思的事情。这几件事都关系到一个问题：市场化运作的界限在哪里?出了这个界限，会有什么后果?
自从2013年底李亚鹏受到爆料人周筱赟的质疑开始，2014年1月6日，周筱赟再次发难：嫣然天使基金自2006年11月开始筹款以来，“7000万善款下落不明”，“涉嫌巨额利益输送”。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回应称，截至2013年12月，嫣然天使基金累计募集款物1.42亿元，目前已支出款物1.31亿元。其中，4153万元用于患儿救助款，约占总支出的32%;定向用于嫣然天使儿童医院建设资金5322万元，约占支出的40%。也就是说嫣然天使基金成立以来所募集的善款，用于病童救治的钱还没有建设嫣然天使儿童医院的钱多。
所以，报道这一事件的媒体认为，李亚鹏用了5322万元善款投资建设了一个专科医院，而医院成立一年半以来，仅为996名贫困唇腭裂患儿实施了免费手术。而这中间，红十字基金会并没有说明，这996名贫困儿童治疗费用是否包括在嫣然天使基金投入4153万元善款救助的9347名患儿名单之中。媒体怀疑，李亚鹏和嫣然基金的关系看起来有点“怪怪的”。
虽然，最后经过民政部确认，李亚鹏确实是身家干净的，嫣然基金也确实没问题，但是，这件事却足以发人深省，因为其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以慈善资金投资营利性机构，并将所得用于公益活动的方式是不是可行?对此，我想说句公道话：这种做法外国人真的已经干了很多年了!
无独有偶，年底前，又有媒体爆出“广州市红十字会将闲置资金投资谋利”的新闻。这也是完全正确的做法，国人却大惊小怪，各路媒体大做文章。由此可见，国人对现代公益的玩法还不太熟悉。业界还是要多传播一下现代公益的理念啊!想到这里，突然我感觉到肩上的担子里似乎又多了些什么。
这事儿完了没多久，施乐会又顶了出来，因为金华慈善会叫停了其收取置顶费的行为。对于这一事件，人们纷纷谴责施乐会借公益之名谋利，“竟然把手伸向了受益人的救命钱，那还了得!”
对于施乐会的这种做法，笔者曾撰文称，施乐会犯了三条大罪：
其一，“过快”。施乐会的步子迈得太大了，大到所有人都看不懂，接受不了的程度。说句老实话，从募捐的善款中扣点的做法在国外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但是，在中国做这种事情的时机还不成熟。外国公益行业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已经全面市场化了，而我国公益行业现在还处在起步阶段，政府刚刚有点要推动公益行业发展的意向。所以，在这个特殊时期，施乐会一上来就搞出这么个超前的运营模式，自然很难为国人所接受。其不被架在道德的十字架上，接受众人的唾骂才真的是咄咄怪事呢!
其二，“过狠”。咱们话得两分头说。虽然国外的机构从善款中提取善款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但具体收多少，还是一件很费脑筋的事情。如果收的太多，那就会把“客户”全给吓跑了。国外公益募捐市场竞争是十分激烈的，收费太高，公众绝对是会“用脚投票”的。所以，国外的募捐成本一般不超过25%，稍高的也会控制在50%左右。施乐会这次收取的“置顶费”的比例实在过高了，在个别案例中甚至高达90%。虽然这的确是市场自由，不容旁人置喙，但这还得考虑到市场接受度不是。
其三，“过高调”。“不走寻常路”这种事在成功之前还是应该低调行事，不然等不到胜利你就会被人们的唾沫星子淹死。这回施乐会就是吃了这个亏。它太高调了，外加上之前所采用的募捐手法过于生硬，即采用“强行推销+员工提成”的方式，惹得很多人都感觉不舒服。于是，就没有人肯为它说话了。到这一步，它就注定要失败了。
所以，就我看来，这回施乐会就是没有把握好市场化的度。我国公益行业起步晚，在外国可行的东西，在中国就未必可行。所以，要想在中国搞市场化发展，开头的步子还是要迈得小一些。
最后，2014年，中国公益圈还有一件不得不提的事情，那就是“中国公益”终于冲出亚洲，走向美洲了——陈光标同志前往美国，当街给流浪汉发现金，请他们吃饭。结果，令人叹息的是，陈老板的这种做法遭到了美国人的抵制。“中国公益”的美国之旅竟然惹出了大麻烦!对于这件事，笔者的千言万语尽数化为了“呵呵”二字。关于这一评价的精妙之处，还需要各位读者回去满满体味。
八、结语
站在2015年的头上，回望2014年，各种热闹或者纷扰已然都成为过去。不过，按照严谨的历史观来看，过去的事情都将在当下和未来留下印记。所以，作为中国公益行业试水市场化发展的一年，我认为，2014年必将在中国公益行业的发展历程中留下那么一丝痕迹。或许，我们现在无法认识到其中的美妙，但未来，它或将成为撬动整个地球的那个支点。
